在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金融界，历经战争与改朝换代，经济危机与金融风潮，白手起家的他，以过人的胆识与作为，在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中，带领钱业风雨前行；而他自己也完成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企业家、从企业家到慈善家的转型。这个人就是成就卓越、蜚声海内外的上海滩金融业巨子秦润卿。
从学徒开始了他的金融生涯
秦润卿
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晚年号抹云老人，浙江省慈溪县（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他刚出生时，正逢其父秦九龄失业，举家5口，岁无所入，靠母亲颜氏做手工维持生计达6年之久；后父亲才在上海一家洋行当上门房。家庭虽然贫寒，但父母还是送他上学。从8岁起至15岁年末止，秦润卿读了8年私塾。这相当于后来初中毕业的学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1891年的一天，年仅14岁的秦润卿经表叔林韶斋保荐，从宁波来到上海协源钱庄当学徒，开始了他的60多年金融生涯。
协源钱庄是苏州程氏家族所开，当时老板是程觐岳。进入上海大钱庄后，年少的秦润卿惊喜万分，也倍加珍惜这一机会。与钱庄中衣服华丽、举止阔绰的富家子弟相比，自己寒素布衣，相形未免见绌，但秦润卿内心依然知足，不敢非分妄想，只是终日服务。
1893年12月24日，在上海新康洋行任职的父亲突患严重的哮喘病，被老板赶出洋行，只好暂居一家小客栈。得知消息的秦润卿立即赶过去，送父亲去诊治，然而当天他父亲就去世了。父亲被洋行欺凌致死，对秦润卿的人生观影响很大，从此他树立了自强不息、不受洋人欺侮的爱国理想。以至于后来他执掌钱庄时，从不向外商银行借贷。
此后，秦润卿工作更加勤奋，学习更加认真，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学识和能力。钱庄老板和经理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3年学徒期满后，秦润卿被提升为账房会计和钱庄文书。1897年，20岁的秦润卿出任协大钱庄（由协源钱庄1893年改组而成，该钱庄1899年改组为延源钱庄，1906年再改组为豫源钱庄）跑街，开始了重要的放款职位历练。
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为人和能力
在钱庄，跑街是一份非常锻炼人的工作。可以说，当上跑街，才是秦润卿人生转折的真正开始。跑街可以独立在外面开展业务，主要负责钱庄对外放款、承揽存款。钱庄多实行信用放款（即“信贷”），而不似银行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款项一旦放出，放对或者放错就凭跑街的经验与眼力了。由于跑街放款关系到资金的投放和回收，影响着钱庄的盈亏与成败，以至于秦润卿说自己担任跑街后，心系钱庄，“夜以继日，终岁办公，足有二年未曾告假回里”。
除了工作上务实稳健、恪守信用，秦润卿处世非常审慎，私生活严谨，对于当时习以为常的吃花酒、上馆子、送礼品那一套，他深恶痛绝。于是，秦润卿以自己的正直品行和业务能力，受到客户好评，更使钱庄获益。1899年，由于钱庄盈利丰厚，加上他业绩显著，秦润卿分得了一笔可观的红利，终于还清了家中的负债，过上了“无债一身轻”的日子，他和母亲及姐妹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悦。而且他还赢得程氏家族及钱庄经理的信任，1906年，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协理，负责钱庄的资金。
当然在工作上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升任豫源钱庄协理后，虽然秦润卿非常谨慎，但在放款中还是出现了赖账情况。比如烟台客商赖账，当时的放款人畏惧路途遥远不敢去收账，作为分管“领导”的秦润卿只身前去收账，一去就是3个月。在人生地不熟的烟台，经过艰苦追讨，将欠款分文不少带回上海。
1908年，钱庄又发生了几笔巨款被营口和烟台客户拖欠现象。钱庄业务大受影响，此次收账之难非上次可比，由京奉线经山海关、秦皇岛，一路土匪绑票极多，历时半年，但秦润卿还是出色地完成了收账使命，又分文不少收回欠款。秦润卿一次次勇于负责的精神，赢得了老板的信任和同行的尊敬，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为人和能力。
大刀阔斧改革钱业旧规
1909年，32岁的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后改名福源钱庄）经理，主持钱庄全面业务。在他的领导下，豫源钱庄不断稳中求变，秦润卿也成为上海钱庄业界的领袖。出任经理第二年（1910年），上海爆发“橡胶股票风潮”；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更使市面震撼，大批钱庄倒闭。橡胶风潮与朝代更替，使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遭受重创，叶氏所设升大、余大、瑞达、承大钱庄被视为“四大皆空”，全部停业清理。程氏家族的顺康钱庄也遭停顿清理，8个月后始复业。
1912年2月，上海钱庄已从1908年的115家锐减为28家。秦润卿稳健经营，避免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倾覆。同时，在钱庄实践了20多年，秦润卿深知钱庄存在许多弊病，从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摒弃钱庄股东、职员向钱庄借款的陋习，钱庄本身也不得从事投机业务；不做透支贷款业务，资金运用留有余地；业务上独立自主，不依赖外国银行；改革贷款方式与对象，逐步收缩信用贷款，改做抵押贷款，从商业贷款为主逐步转到工业贷款为主；仿效新式银行制度，改革钱庄内部业务，等等。
20世纪20年代初，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本土银行亦呈崛起之势，给众多历史悠久的钱庄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如不急谋自身改善并开拓新业务，就难以生存和发展。1921年上海发生“信交风潮”，大量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虽波及整个工商界，但秦润卿主持的钱庄依旧生意兴隆。不仅如此，由于他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提前防范各类风险，严防同业中人卷入投机，使得整个上海钱业幸免于难。
《钱业月报》
在立足自身改革的同时，秦润卿倡议创办一份钱庄业自己的刊物，并命名为《钱业月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办刊总旨为：“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之弊端。”他希望通过办刊物，向钱业同仁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使它成为钱业同仁和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在钱业头面人物的赞助和共同筹划下，《钱业月报》于1921年2月问世。后该刊被称为民间金融刊物“四大花旦”之一和钱庄喉舌。
达到事业的巅峰时刻
秦润卿能够成就一生大业，是与东家程觐岳的信任和栽培分不开的，程老板始终认为他是难得之才，并委以重任。从祖辈手上接过家族企业，程觐岳凭着身体力行及聘用能干的经理秦润卿等人，锐意经营，使程家拥有的福源、福康和顺康钱庄，成为上海著名的钱业家族。1923年，程觐岳身患重病，他认为家族中并无合适的人光大家业，为延续程氏钱业的辉煌，临终前，程觐岳召集程家三钱庄经理及程氏子弟，当众宣布惊人的“托孤”决定：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及家事，全部托付给在程家干了32年的秦润卿，并要求程氏子孙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子孙们只能按照各自名下的股份分取红利。
于是，以福源钱庄经理兼任福康、顺康督理的秦润卿，统一领导被称为程家“三联号”的钱庄业务。在秦润卿的苦心经营下，程氏三钱庄业务继续发展，盈余每年平均在10—15万两之间。其中，1925年每家钱庄利润都在10万两以上，三钱庄盈利总额达31万两，迎来程家钱庄最兴盛发达的时期。这年，福源钱庄增资至30万两，同时一改钱业不向外披露业务的做法，开始公布营业状况和资产负债情况，开“二百年钱业未有之创举”。泰润卿是忠于职守之人，真正做到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不仅如此，秦润卿在钱业界的领袖地位也得到巩固。还在1917年2月上海钱业公会刚成立时，经选举，朱五楼和秦润卿分别获选首任正、副会长。两年后，钱业公会进行第二届选举，秦润卿因故未参加，朱五楼继续获选会长。但朱五楼年老多病，秦润卿从10月开始代理会长职务。1920年3月，上海钱业公会改选，秦润卿正式当选会长。事实上，秦主持上海钱业公会达18年之久。因此，秦润卿不仅是程氏钱庄的托孤之人，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托孤”之人。
1919年，秦润卿就开始涉足银行业，先后负责经营上海豫源储蓄银行和棉业银行。1928年，秦润卿出任中央银行监事。1929年，秦润卿应邀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在银行业务上注重开拓创新，银行成立不久，即发行纸币。由于发行货币的准备充分，信用良好，即使尔后抗日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该行的纸币依然在各地兑现。1933年，他主持建造的高达8层的中国垦业银行大厦在上海北京路落成，曾轰动一时。作为钱业界领袖，秦润卿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金融领域的重要人物。
钱业抵挡不了银行业的强势扩张
不过，在新形势下，钱业已经抵挡不住银行业即将到来的强势扩张，它即将开始急剧衰落。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除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会战等战争使上海钱业饱受打击，1931年《银行法》的颁行、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法币政策”，以及白银风潮侵袭，钱业作为百业之首的显赫地位已一去不返。
四明公所董事会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位为秦润卿)
上海钱庄多半设在弄堂里，秦润卿经营的福源钱庄则与众不同，1933年在宁波路附近落成的营业大楼，堪与银行大厦相媲美，从而使福源钱庄知名度大增，当年年底存款余额即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至530多万两，跃居同业之首。秦润卿积极顺应历史潮流，大胆采取一些革新措施，让钱庄“银行化”，使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企业转型，比如仿效银行信托部，扩展了多种业务：设立保管库，代客管理房地产业，代理保险业务等。但是作为钱业领袖，秦润卿为维护钱业利益和保住钱业利权，对一些本应积极推进的金融改革却予以抵制与拖延。
曾几何时，银两与银元作为货币同时流通，由于它们在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其复杂。银两之间的换算由钱业垄断，不同的银元行市以银两标示银元价格，同样由钱业确定。钱庄汇划制度的存在，在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成立前，银行与钱庄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收付，均须委托汇划钱庄办理。随着银行业快速发展，银行与钱庄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但在北洋政府时代，钱庄几乎都是胜利的一方。然而，南京政府强力推进废（银）两改（银）元政策，银行业实力进一步强大，形势开始出现逆转。
那时，银元银两并用导致的货币杂乱问题存在已久，亟需改革。1928年6、7月，在宋子文主持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银行与钱业展开正面交锋，占有多数代表的银行界呼吁尽快实施废两改元，秦润卿等3名钱庄代表则联名提交了“整顿硬币案”，力图拖后废两改元提案的实施。但政府强力推进，银行界积极配合，舆论氛围浓厚，实施废两改元已经势不可挡。最后，会议通过“废两改元案”。即从1933年3月起上海实行废两改元，4月在全国推行，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不得再用银两。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废两改元使钱业受到致命打击，紧接着发生的1935年金融风潮，更使钱业雪上加霜，连宁波旅沪首富秦君安家族开设的恒兴等四大汇划钱庄也齐齐倒闭。秦润卿经营的钱庄虽依然稳固，但作为钱业公会主席，在钱庄陷于困境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南京政府财政部委派人员组成的钱业监理委员会的监督，钱庄的优势地位丧失，实际上成为小型银行。财政部拨出金融公债券2500万元，以钱庄押品作抵，发放贷款救济。钱业公会会员的钱庄，有8成以上提出了申请。申请救济的钱庄如此之多，以致秦润卿都吃了一惊。
眼见着钱业步步衰落，秦润卿情绪低落、意志消沉。1935年10月，秦润卿辞去福源钱庄经理，改任常务董事兼督理；11月初，钱业公会改选时，秦润卿不再参加选举，自然此后他不再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职务——虽然同业中遇到重大事件仍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钱业的命运，并没有随着秦润卿退居幕后而好转。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乱让秦润卿和钱业陷入更加低潮的岁月。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秦润卿另找秘密住处，深居简出，并蓄须明志，保持民族气节。
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福源、福康、顺康三钱庄重新开业，存放款额再列同业前茅。1947年10月，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时，70岁的秦润卿当选为理事长。随着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日益提高，秦润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工部局华董、宁波旅沪同乡会副会长和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等社会公职。但是秦润卿终身不做官，1927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之时，曾邀请他担任财政部次长，秦润卿以自己是个商人为托词，坚辞不受。
秦润卿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秦润卿率领各钱庄于6月3日停业23天，以示抗议，并积极参与争取上海租界华董名额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润卿投入抗日斗争，断然与日本厂商绝交。“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组织钱业界捐募衣物钱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七·七”事变后，秦润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难民救助活动。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时，秦润卿积极支援谢晋元团。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商人亦可以救国。”
尽管秦润卿长期身居金融业高位，又是业绩良好的行业龙头，所得极为优厚，但秦润卿一生自奉甚俭，而且他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有名的“邑中善人”。秦润卿认为，财富应当转化为仁慈的德行，德行也可以转化为财富，光有财富而没有德行是不可取的。辛亥革命前，老家慈城瘟疫流行，民众死者无数，1910年他与旅沪同乡组成董事会，筹款创办保黎医院，以“保我黎民”为己任。此后，他还长期担任以教育孤儿为主的云华堂、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鄞奉公益医院、宁波七邑教养所等慈善机构的董事，一旦家乡举办善事或遭遇天灾人祸，他总是竭其所能，全力以赴。
抹云楼
1915年，秦润卿在慈城创办普迪小学，寓意“普及文化，启迪民智”。该校专供贫苦儿童入学，学杂费全免，还赠笔墨文具；教师待遇从丰，以使他们安心教学。秦润卿还创办修能学社（后改名“储能中学”）、慈湖中学、上海钱业中小学，担任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等校的校董或校董会主席，不但经常在经费上倾囊捐助，还操心许多费神劳心的事情。秦润卿一生嗜书成癖，但解放后将自己私家藏书楼“抹云楼国书馆”的4万余册书籍图册、碑帖字画等，全部捐赠给浙江省图书馆。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秦润卿与程氏钱庄一道走进了新的时代。1952年，60家私营银行、钱庄申请参加公私合营，秦润卿主管的福源、福康、顺康钱庄和担任董事长的中国垦业银行，全都参加了公私合营银行，秦润卿被推选为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经过清产核资，程氏三钱庄净资产在上海钱业中稳居前三名，程氏弟兄也由政府安排了工作。与程家同存共荣的秦润卿，以特有的方式完成了程觐岳的临终托付。
进入20世纪60年代，年事已高的秦润卿，对国家的强大和经济的发展极为感奋，但自己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1966年7月5日，秦润卿走完了人生道路，终年89岁。这位与铜钿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钱庄老人，在他耄耋之年逝世时，身边只留下几张新中国的建设债券，没有什么金银财物留给他的后辈，连家乡的两幢房屋均捐赠当地政府。这使许多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惊讶不已，一股崇敬之情渐渐地升腾起来，化作“不贪为宝，景行高风”这8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