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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出，医养结合，实质是整合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使老年人能够就近获得医疗服务。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能力，培养老年人的健康行为。民营养老机构应区分不同功能定位，相关政策要给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留出空间。养老产品，要提高信息透明度、市场规范性和产品公信力。防止老年人受骗，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培育市场良知和道德共同体。

1问养老院+医院就够了吗？

还要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上门服务能力，培养健康行为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医养结合，实质是整合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使老年人能够就近获得医疗服务。好的医养结合模式，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原则：一是看病、报销方便，二是提供有品质的医养服务。医养结合共有3种基本模式：除了医院与养老院合作外，还有社区医疗与居家养老、社区托养的结合。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医养结合，不等于养老院+医院，更多的要从医养结合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上去理解，要通过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等多种方式，服务老年群体。

应该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在政策上，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鼓励执业医师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在形式上，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可以开办自营的医疗服务机构，还可以与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要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能力，普及老年人健康管理和健康档案。还要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这不是说兴办养老院，而是整合资源，重点加强护理院、老年专科、临终关怀机构等，或派出分支机构进驻养老院。

医养结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健康行为的培养。要对所有影响健康的因素进行综合、系统的干预，通过专业、便捷的社会化服务，帮助老年人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

穆光宗：一方面，分散养老的失能或者独居的老年人最好能够集中养老，避免风险；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医养功能，由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内养老院或老人照料中心提供巡诊服务。

原新：一方面，依靠社区服务网络推广家庭医生模式，与老年人家庭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开办基层社区村居老年人日托中心、老年日间护理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公共健康服务。

2问政策如何助力民营养老？

区分不同功能定位，促进不同层次医养资源融合

穆光宗：民营养老机构可以借力发展低成本的医养结合模式，借船出海，不一定要另起炉灶。要区分安养、养护和医护型民营养老机构的不同功能定位，国家应该加快出台支持性配套政策，来促进不同层次医养资源的融合。

原新：《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制定医疗卫生和养老相关规划时，要给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留出空间。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凡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整合审批环节，明确并缩短审批时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养结合机构。

穆光宗：培养人才重要，用好和留住人才更重要。用人单位要提供事业的愿景、职业的声望和薪酬的激励。

原新：首先，提高为老服务人员和护理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和倾斜政策。

另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具体而言，一是在职称评定、专业技术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等方面，对养老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同等对待。二是完善薪酬、职称评定等激励机制，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三是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医养结合机构人员进修轮训机制，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四是将老年医学、康复、护理人才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卫生计生人员培训规划。五是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大力推进养老护理员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六是支持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相关专业课程，加快培养老年医学、康复、护理、营养、心理和社会工作等方面专业人才。在现阶段养老护理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市场上专业化的培训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及家政培训机构，输送护理人员。

3问产品供给是否存在不足？

需提高信息透明度、市场规范性和产品公信力

穆光宗：我国医养产品市场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种产品琳琅满目，但真正叫得响、信得过的产品还是不多。医养产品市场需求极为丰富和广阔，主要涉及老年疾病治疗、日常照护支持、临终关怀服务三大领域。市场还在发育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信息透明度、市场规范性和产品公信力。

原新：产品供给还远远不够。第一，要加强医养结合为老服务产业的市场开发，问需于老，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不同代际的老年人是异质性的，市场医养结合产品的供给一定要与不同老年人的需求相适应和匹配。

要积极引进现代科技观念、科技理念和科技产品，开发智能化助老设备，甚至是助老机器人。不过同时也要注意，得与老年人的能力匹配，包括接受能力、购买能力、使用能力等。要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供给。

第二，要培育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要贯穿一生，老年人会随时代转变消费模式，市场要培养和引导老年人的消费行为。

穆光宗：老年人上当受骗，原因很多，比如信息不对称、盲目从众心理、急切渴望健康、容易感到温暖等。但老年人“心急乱求医”，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市场本身不够规范。除了老年人自己得多加警惕，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培育市场的良知和道德共同体。

原新：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对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行为，要重拳出击。二是严格管理和审查，净化市场。三是要在老年人喜爱的媒介上加强正面宣传、公益宣传。

【延伸阅读】全国各地“甩老族”频现：老人吃苦养老院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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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增加，相关纠纷也日渐多见。有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交了几个月费用之后，就不闻不问，甚至处理房产、中断联系，玩起了失踪。在养老院与老人家属之间上演的追债拉锯战中，不仅养老机构面临维权难的境地，老年人也被折腾得不轻。

缘由或因没钱或因赡养纠纷

65岁的陈金秀2014年9月底被大儿子送到南京宁康老年康复护理院。之后一直由大儿子替其缴费，但去年大儿子因病去世，赡养责任落在小儿子安某身上。不过，安某来过几次后，就没再出现过。陈金秀每周挂水和治疗等费用，都是由这家养老院开支。

据了解，老人名下还有一套住房正在出租，每个月也有两千多元退休金，并且还有一笔定期存款，原本支付每月的护理费不成问题，但因为作为监护人的小儿子失踪了，这些钱都拿不出来。

养老院里的“甩老”行为不只发生在南京。2014年9月7日，70多岁的丁凯由儿子送到江苏徐州市天恩养老院。老人有两个儿子，费用一人交一个月。2015年7月起，每每轮到二儿子交钱，就没了消息，理由是没钱。

还有一些“甩老”行为则与家属之间的纠纷有关。78岁的何桂远是四川南充人。2014年3月起，何桂远本来由在湖南的四儿子赡养。2015年4月，四儿子何某将何桂远从湖南送回南充老家，老人的其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拒绝赡养，随后老人被送到当地一老年公寓。之后，养老院多次向何桂远的子女们催缴费用，但都没有结果。由于老人体弱多病，当地民政不得不将老人安置到医院治疗。直到当年11月，何桂远的子女们才达成赡养协议。

尴尬公办养老机构也被钻空子

“甩老”现象同样让南京国悦护理院头疼不已。按照该养老中心的规定，每个月1～5号要预付下个月的费用，可到了4月底，还有30多位老人的费用没有缴纳。

国悦护理院院长梁丽梅说，在养老院，欠费不算新鲜事，但“甩老”确实让人恼火。2014年3月份，曾经有一名老人欠费9000多元，家属总是以各种理由拖欠。后来，老人的儿子有一次来到护理院，说是推老人去晒太阳，结果无影无踪了。院方将老人的子女告上了法庭，尽管官司胜诉了，但老人儿子把房子卖了，手机号换了，这钱至今也没能要回来。

南京点将台社会福利院有床位1090张，约300张面向社会老人，优先收住失能和失智老人。为确保公平，该院几年前就建立了一系列的评估程序，以确定入住资格。

建议实行老人财产托管制度

四川南充何桂远的3个儿子终究为他们的“甩老”行为付出了代价。今年1月，当地法院判处三兄弟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律师认为，对于大多数“甩老”事件，用遗弃罪追责可能并不适用。因为遗弃行为须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因子女失联造成老人死亡或重伤等，才构成犯罪。

而这，也正是养老机构负责人的担忧之处。一旦养老院寻找老人监护人无果，最直接的办法无非是通过司法途径起诉老人家属，但法院找不到人也无法执行。并且，民营养老机构也大多希望做口碑，不想跟老人子女撕破脸，影响自己的生意，所以往往会错过最佳追讨期，以至于这样的欠费会越欠越久，最后索要无门。

为了保障老人和养老机构的权益，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主任袁胜寒则建议，应出台规定，允许在“甩老”后变更监护人，并通过一定程序对老人财产实行托管，以减轻养老院风险。

（2016-05-1306:53:11）

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李红兵在今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了居家养老“养十条”的主要内容：

方便老年人在家门口养老

北京出台《北京市关于开展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意见》，明确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标准和保障措施。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满足居家养老的基本服务需求。

为解决场地难寻、场租昂贵、建设成本高的问题，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由各区政府通过资源整合、置换、新建、购买、租赁等方式无偿提供服务设施，因地制宜给予一次性开办相关支持，委托社会力量低偿运营，并实现名称、功能、标识“三统一”。2016年，在城六区试点建设15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202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全覆盖，与街道(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互为补充，共同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

政府为困难户养老“兜底”

此外，困境家庭老年人入住承接机构从定点福利机构扩大到所有属地福利机构。与此同时，制定公办养老机构接收享受优待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实施办法，2016年完成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改造，开始专门接收享受优待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同步制定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配置标准，“十三五”期间推广到其他公办养老机构。建立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失独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给予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实施家庭适老化改造

为北京市户籍有需求的经济困难、失能、失独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通道、居室、卫生间等生活场所进行通行、助浴、如厕等适老化改造，缓解老年人因生理机能变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2016年改造5000户，“十三五”期间覆盖全部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并引导其他有需求的社会家庭自主进行改造，给老年人创建宜居的居家生活环境。

政策将支持社会力量研发、生产和销售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建设老年用品展示中心，作为老年产品用品集中展销、体验和适配的场所。

提供优质全面的居家生活服务

在北京市全市范围内推广建设“幸福彩虹”社区特供店，为周边居家老年人提供价格优惠的特供产品和配送服务，方便老年人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消费。2016年完成600至1000个“幸福彩虹”社区特供店的建设、发展和挂牌工作，并逐步实现服务人群需求全覆盖。

完善居家配送服务网络，为边远山区老年人提供订单服务，利用物流配送体系将产品配送入户；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大篷车特供产品服务。

加快打造养老餐桌升级版

北京出台《老年餐饮服务体系建设办法》，支持餐饮企业、养老机构(含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专业送餐机构和单位内部食堂，通过开设老年餐桌、“中央厨房+社区配送”等方式，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优质便利的餐饮服务。

鼓励大众餐饮企业、主食加工企业在社区、楼宇新建连锁店铺、主食售卖网点、智慧型餐饮自提柜等设施，面向老年人开展助餐、配餐和送餐服务。

2016年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顺义深化养老助餐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并在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服务。

促进医养融合发展

北京出台《关于推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加大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建设扶持力度，支持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同时，制定《加强北京市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研究康复医院、护理院建设扶持政策，推动医疗机构康复功能转型。加强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提供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等综合服务。

鼓励商业保险企业开发经营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对海淀区试点长期护理保险给予政策支持，推动加快建立“可持续、可推广”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优先便捷的服务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社区用药报销政策和基层用药制度，促进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衔接，逐步通过“一个平台、上下联动”统一大医院与社区的药品采购目录，将老年人常见病医保范围各类药品纳入社区药品目录，保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配备。

以社区试点方式，以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四类慢性病为突破点，逐步让老年患者在社区就能享受慢性疾病稳定期常用药品的长处方便利。

在现有基本医疗健康服务的基础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出行不便的失能、高龄老年人提供低风险上门医疗、护理、送药及家庭病床等服务，为居家老年人开展健康宣教、疾病防治、健康管理、签约服务。

实现紧急救援服务延伸到家

北京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有需求的失智老年人免费配备防走失手环，保障失智老年人出行安全，2016年免费配发1万个；为符合条件的独居老年人家庭安装紧急医疗救援呼叫器(连接到999急救中心或120急救中心提供医疗救助)和烟感报警器(用于火灾预警和紧急救援)等紧急救援服务设施，2016年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家庭各免费安装5000个，实现紧急救援服务延伸到家，保障独居居家老年人的生活安全、健康安全和人身安全。

补足农村乡镇居家养老服务短板

北京将深化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发展基层公办养老机构，特别是农村乡镇敬老院的职能定位，分批分期依规完善现有机构特别是农村乡镇敬老院的建设审批手续，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资金给予新建、改扩建项目建设支持和完善功能支持，全面改善农村乡镇敬老院的硬件设施、服务环境，提高社会化运营能力，辐射周边城乡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更好满足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促进养老政策和服务落地见效

北京发布“北京养老”品牌，鼓励并支持全市养老机构、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养老服务设施统一使用推广。将把养老服务政策、辖区为老服务网点、服务项目等内容整理汇编成北京养老服务指南，向城六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家庭免费发放，方便民众查询和使用。

推进“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项目，增强其社会福利、优待服务、优惠消费、精准管理等功能，2016年完成全市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优待卡更换“北京通-养老助残卡”，2017年实现60岁老人“今天退休，明天领卡”，使老年人都能持卡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政策优待和市场优惠服务。(完)

【延伸阅读】中国一线城市低价租房解决方案：满足基本需求存点养老钱

2016年春节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房地产价格遭遇了一场激烈的暴涨，虽然国家出台政策对此进行理性调控——但某种程度上，当人们对房子本身的理解早已超出居住场所的时候，买卖的脚步依然会将房价不断推高。

所以当你为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拥堵车流而焦躁；为这个城市的扬尘和喧嚣而皱起眉头，只是意味着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对很大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抱怨也是一种奢望，他们依然要经年努力奋斗，寻找更实惠的“住处”，从市中心的“蚁穴”或者城市边缘的待拆房，在物价飙升的时代努力降低生活成本。城进不来，只能寄期望于在老家也购置下产业，为了下一代，为了养老。也为了一些难圆的梦。

北京厨师：工资13年翻20倍依然看不到买房的希望

现在还和妻子各自分居在集体宿舍的周文才，2011年的时候也曾考虑过在北京“安居乐业”。当时他能拿到近7万元的年薪。但没想到，就是在这一年，被称之为“京十五条”楼市限购政策与之前暴涨的房价击碎了周文才买房梦。他甚至没有满足条例第一条对连续纳税与社保的规定。

“这是一种怎么努力都没希望的感觉，等到干不动了，我就回老家，北京待不下！”周文才谈到未来时显得十分焦虑。

2003年，16岁的周文才从老家沧州来到北京打工，他选择了学厨。他想的就是上手快，能有一技傍身，更看中这一行包吃包住传统。随着连年厨艺的提高，周文才已成为各家日料店老板“挖墙脚”的对象，薪水也水涨船高。所以2011年，他才冒出了在北京买房置业的念头。

因为政策原因断了买房的念想，他只能努力存钱。2013年春节，周文才难得在家多呆了几天，“突然发现父母老了，村里的房子也旧了。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再过几年爸妈该需要人照顾了。”这一年年底，他拿出计划用来开店创业的20万首付，贷款在老家沧州市内买了一套2居室，为将来父母养老用。

一晃，单身小伙也到了成家的年纪。2015年，周文才迎来了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此时他已年薪过10万，在一家新开的日式铁板烧店当上了行政总厨，与一名在附近健身房上班的甘肃姑娘结了婚。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新婚的甜蜜小两口就不得不面临住房的困难。

在他们工作的朝阳区住房均价早已突破每平方米5万元。一套住房动辄2、300万元。哪怕一居室的房子租金也要4、5000元。不得已，小两口只能分居在各公司的员工宿舍里。“宝贝计划”被无限搁置，他与妻子商定婚后还是继续住宿舍，不买衣服，不出去吃饭，“这样每年能存个6、7万，要是有了孩子就得自己去租房了，老婆到那时也没有收入。”

暮色降临，当北京东三环已经堵得一眼望不到尽头，周文才开始了一天最忙的时刻。这家开在艺术社区的日式铁板烧店，光顾者大都衣着风雅，在铁板间滋滋的烤肉声中高谈阔论着艺术与交易。虽然近在咫尺，周文才却无法参与到客人们的话题中。他紧盯眼前的牛排，这是一项需要掌控微妙的料理艺术，片刻分神都会让铁板上新鲜的食材变得味同嚼蜡。而为了能站在顾客前的此刻，周文才已经奋斗了整整13年。

在这座城市，他仍然没有安全感。过了年，老家的房价从每平方米5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

上海钟点工：租个房都被“捅”到外环外

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没有空调、网络和淋浴设备，地处上海城区与嘉定之间的江桥镇星火村，2016年，这间房的租金是每月600元。钟点工赵丽琴的“家”就安置在这里。原本用作厨房的这一小间，一道帘子就算隔出了卧室和客厅。但家当都归置得整洁有序。

赵阿姨2007年刚来上海做保姆的时候，每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能挣1200块。温和开朗的她很快适应了上海的生活方式，深受雇主喜欢，工资也随之不断上涨。到今年，赵阿姨做钟点工，做六休一，每月工钱能达到6000元，其中2000元用于日常开销，剩下的钱则攒起来存银行拿利息，“绝对不敢投进股市”，她说。

也曾有人给赵阿姨推荐过市中心定西路上的一间出租屋。“10个平米，1000块，卫生间和洗澡间还是四家人合用的”，她感到不可思议，“在上海（市区），有卫生间的房间都得1，2000块钱，太贵了。”

与许多外地来沪打工者一样，赵阿姨在房价的节节攀升和城区的拆迁改造双重“逼迫”下，不断向更偏远、更便宜的郊区迁移。用她苏北兴化的方言说，她是被“捅”出来的。从中环与外环线之间的真光路，每月租金250元，到旧屋拆迁挪到外环线以外的建新村，每月360元。三年后，当她再次遭遇拆迁，只好继续外迁7公里辗转到江桥镇星火村，每月租金600元。

“我的房子在星火村里属于中上水准，”她说，“我就看中这间平房门前干净，出太阳的时候里面也可以晒的到。我老乡们租的还没有我好，有的住的还是300多的。”赵阿姨很满足现状。

早晨倒完马桶，每天赵阿姨会在7点20分左右出门，骑50分钟的电瓶车去市区长寿路上的第一个雇主家里工作。没有淋浴设备，赵阿姨便在屋里用桶接水解决洗澡问题。冬天，她也会去15元一次的公共浴室。“家”的门上没有钥匙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插销和一把挂锁。

根据星火村村委会提供的信息，目前在星火村的5800多名住户中，超过九成是外来务工人员。而原先住在这里的本地上海人则大多响应动迁政策，搬到了对面曹安公路新盖的高层商品房，而将村中自家的老旧住宅拆分成一个一个单间出租给赵阿姨这样的外地的打工者们。这些打工者中，不乏同赵阿姨一样，在房价的压力下不断从中心城区被“捅”到这里的。

如今，星火村正加大拆迁力度，可提供的居住面积随着地铁14号线的建设进程而不断缩减。同时，根据2016年3月25日上海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税或社保年限由满两年提高到了满五年。

在最近的一轮房价上涨过程，当地动迁房从年前的1.5万元至1.8万元一下子跳到2.5万元每平米。但对赵阿姨来说，上海二手房交易市场的火爆跟她并没多大关系。打从来上海第一天起，赵阿姨就没想过在上海买房子，“几百万，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才多少钱，攒不起来的。”赵阿姨工作的地点，不乏位于黄金地段面积200多平方米的豪宅。“一个卫生间都有我这个房间大了。”赵阿姨瞪大着眼睛比划着，自己都乐得哈哈大笑。

赵阿姨的老家在苏北兴化一个小县城，房价多年维持在2000至3000元左右一平米，涨势颓靡，“捧在手里都卖不掉，还要贴上当初的装修费”。她今年52岁了，每天工作8到10小时，穿梭于5位雇主家之间。她说，再做8年，做到60岁左右，拿出存款补贴儿子一点钱在家乡买个房子，回乡终老。

一天，赵阿姨洗着碗，突然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这人啊，想要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太难了。”

深圳房产中介：没想到只有房子只赚不赔

岗厦村是一座位于深圳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周围高楼林立。和带电梯的住宅楼相比，城中村素来以一线天、脏乱差闻名，但地段便利，租价相对偏低，成了不少初来深圳，或中低收入者的首选。村口的广告栏上，密密麻麻地粘满了各类信息，昨天刚贴的广告，第二天可能就被覆盖上两三层新的纸张。

从随身携带的旧布袋里掏出胶带，重新贴上自己细心誊写的租房广告，房产中介刘维显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接听电话，带客户看房，温言软语，笑面迎人，他要将手头的房源尽快推销出去。

2002年，36岁的刘维显从烟草局辞职，带着3万块，离开老家福建永安来到深圳，打算将老家的农产品运到这里转卖。他想好好干几年，闯出一番事业来，就在岗厦村租了这个4平米的床位，月租300元。来深圳的14年，刘维显一直租住在此。

最初的尝试并不成功，之后他进了一家公司，学习空调安装维修，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间，深圳的房价也以他始料未及的速度，迅猛上涨。

2002年买房还是0首付，单价只有4000元上下，相比老家永安1500元左右的房价，并不悬殊。“当时完全有能力买，但想着攒够钱一次性交付，还能省下利息。”现在回忆起来，刘维显百感交集，“这些年我也不是没赚到钱，只是没用在点上。”

日复一日辛勤工作，到2011年，刘维显攒下了30万块，打算和留在老家的弟弟合作开公司继续做农产品贸易，试图改善祖祖辈辈贫困的现状。“那时我俩每晚都打电话，对未来充满期待。”没想到的是，他的弟弟在那年冬天被枪杀，凶手只被判刑五年。“为了给弟弟平反冤案，我到处求情、上访，花完了30万积蓄，却毫无回应。”

回到深圳，刘维显再次做起了空调安装，却在2015年初的一次作业中意外摔断了肋骨，被迫终止了这份工作。雪上加霜的是，房东通知他房租要涨价500，其中一个理由是，深圳最低生活标准涨了差不多一倍，所以房租要涨。据刘维显回忆，2015年3、4月份是深圳房租涨得最凶的时候。当时他租住在岗厦村的一室户，面积20平米，月租2000元。“这些年租房的感受就是，好不容易多了点收入，也一下子被房东刮走了——就像韭菜一样，长出一点割掉一点。”

无奈之下，刘维显在自己租住的一房一厅里，加装了3张上下铺，以每个床位700块的价格转租。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租出了5个床位，一个床位700，5个床位3500，扣除租金和水电杂费还净赚1000多。摸索出一点门道，刘维显开始全职做起了中介。

一座移民城市，新的面孔出现，老的面孔消失，就像腾笼换鸟一样，这座不起眼的城中村吞吐、容纳着数十万的过客。“他们不断跑来这边，但其实绝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未来的。”接触的房客越来越多，刘维显发现男孩大多和他刚来深圳时一样，对未来还抱有憧憬，而越来越多的女孩，则开始一心嫁给大款，“至少也要有一套深圳的房子。”这让他唏嘘不已，“现在这个社会，按马克思资本论来说，亲情友情爱情几乎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年届50岁，买房无望，至今未婚，刘维显开始失去期望。“我努力勤奋，待人处事尽心尽力，却没有得到一样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他看来，自己至今找不到一个合适对象的原因，就是没有房子。他不甘心就这样回到老家。深圳岗厦村周边的二手房涨到了4万左右，翻了近10倍，部分新开的楼盘单价甚至超过10万，而他老家县城的房价还是只有2700元一平。

“我有一个同事承包空调安装，2004年就赚了几十万，但一直没有买房，还是继续做生意，结果现在的处境和我差不多。”又接待完一个客户，刘维显匆匆回到闷热的房间，才解开衬衫的领口，松了口气。正值南方梅雨，楼上的空调水滴答落下，打湿了挂在窗口的衣服，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

“做生意有赚有赔，只有房子只赚不赔，也真是中国特有的怪现象。”

（2016-04-261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