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甘草的行业分为两种：一种是草场，另一种是草店。这两种行业的经营者大部分是山西保德州人。草场专门掏草、收草、做草；草店是接待卖草和买草的商人，从买卖双方打佣取利。它们的经营目的是相同的，但它们的经营方式却是不同的。兹分别概述于下。

(1)草场

设场情况

各旗设场包草的办法各不相同，有的是一家垄断，有的是以向王府申请包场的先后为定。各旗王府于阴历腊月十九日封印，至次年正月十九日开印。开印之日要举行典礼。资本家在开印的日期来到王府，一来拜年，二来给王爷和仕官送礼，礼物是砖茶、水烟、糖果、烧酒等，并且商订好包场的范围。包价多少，这时不能言定，因为包价是按出草的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此后即或再有人来王府请求包场，王府也不再应允了。

这种办法是行之于杭锦旗和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则不然，由包头“西滩王家”永远独包。王家的草场字号叫“西碾房”。王家的先人王蕊于清乾隆年间由山西保德州来到口外，在达拉特旗黄和硕召佣工受苦。王蕊为人老实勤劳，有才干，因而得到该召的信任，于是向黄和硕召租到属于该召的荆棘地一段，东至蒲圪卜，西至红亥补拉，南至沙梁，北至黄河，招佃开垦耕种。经营十数年，这段荆棘地遂变为膏腴田。王蕊之子王天申又向乌拉特西公旗梅力更召租到特拉亥苇地一块，南连达拉特旗，北至黄河，开渠淤澄耕种。因此，在离包头西南黄河南岸昭君坟西南七八里远的地方，安下火房，盖起碾房。于秋收之后，把原粮碾成米，雇船运回保德。

久之，“西碾房”就成为村名了。清嘉庆年间(有人说在道光初年)托县河口镇设立了草市，王家当然不肯放弃机会，于是一面种地，一面把包地扩大至梁外收购甘草。这样就逐渐成为达拉特旗的垄断甘草的资本家了。那时有“王家不到河口，草价不开市”的说法。“西碾房”收购甘草的支号很多，有中和西、西万成、万兴西、再成西、全成西等名称。“西碾房”各草场工人所需要的粮食，掏草、铡草所用的工具，包打草捆所用的苇席、麻绳，打捆架捆所用的杠椽，这一切用的东西不是地上的出产，就是雇人打造，决不向外购买。纵然有人要在达拉特旗收草，也得与“西碾房”的支号联系。由此可知“西碾房”实力之雄厚。“西碾房”在日伪时期对于营业抱消极态度。日寇投降后，“西碾房”就让给各散户而停止经营了。

杭锦旗的甘草，首先由山西定襄人张六乡之子及其孙张连德包掏。张六乡于清乾隆年间来到达拉特旗，以卖菜籽为生，后来在梁外米塌地租到梁地一段耕种。因地接杭锦旗，就渐渐地把买卖扩展到杭锦旗。张六乡为人忠厚，深得杭锦旗王府之信任。在清道光年间张六乡之子就在杭锦旗开设草场，名“德盛成”。张六乡之孙张连德继承祖业，就垄断了杭锦旗的甘草。至清咸丰年间，杭锦旗的甘草就不为张家所垄断了，有保德州张家开设了广盛恒，太谷李家开设了德盛亨，忻州张家开设了永和西等草场，收购甘草。这几家的设备情况跟“西碾房”不相上下。

鄂托克旗的甘草，在清同治年间由董福祥开设了祥泰魁、样泰和、敬盛魁三个草场，包办收购。当时人称“董府三大号”。

上王爷地(王爷地西部)由包头马家和保德州杨家合资开设了“义成远”，专门收草；下王爷地(王爷地东部)由祁州张家开设了“广庆泰”，一面收草，一面牧畜和耕种。

陕北盐池县一带的甘草，开始由当地人掏掘。民国十五年，保德州人卢凤五(现任包头市政协委员)到盐池开设草场，名仁和永，收购甘草。收下的甘草，在河运通行的时候运至宁夏黄河岸装船运包头，在黄河封冻的时候用骆驼直接运至包头。仁和永自己就养着骆驼二十余峰。

设场投入的资本，有的多，有的少。西碾房、广盛恒、德盛亨，永和西的资本就雄厚；仁和永的资本在设场时就少，才一万元，以后逐渐增加至十多万元。资本的主要用途是：购置掏草和做草的工具，打捆的包装以及供给做草工人和掏草人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如米，面、茶、布、水烟、糖等。现金在场地用处不大。

掏草和收草

掏草的人都是穷苦人民，汉人多，蒙人少。掏草所用的铁锹与普通的不同，其形窄而长，专用于掏草，由场方准备，借给掏草人使用。发现草苗四五苗在一起的，大部分系粗条甘草，掏草人就得从周围往下掏，以免铲断根子和铲伤根皮。一般情况，每个劳动力一日能掏三十斤或五十斤湿草。达拉特旗，一个劳动力一日至多掏草三四十斤；而杭锦旗一个劳动力一日就能掏百八十斤。这是因为达拉特掏草的都是当地人，都是利用耕种前后和秋收之后的农闲时间来掏草；而杭锦旗掏草的，不论外来的或当地的却都是专门掏草，不作别事。

不管掏得草多寡，当日都拿到草场出售。草场收草所用的秤，是二十两的秤，是一根棍子上刻着些道道的秤，所给予的价格是很低的。不仅如此，而且掌秤人是资方的爪牙，在提秤上是有功夫的，每百斤只给过三十多斤(以三斤湿草折成一斤干草收进)。如果掏草人拿来好草，粗实的草，过秤时给加一二十斤。

这不是场方对穷苦人的恩赐，而是诱惑掏草人多掏好草的饵食。掏草人交草时，当时不开价，只是把交草的数量，登记在账上，一俟收够一船草(三万多斤)的八成，才给开价。因为当日开价，怕掏草人嫌价低，也许就不掏了，影响收购。至于掏草人的生活，每天只给面粉三斤和一些烟火，借以维持，而最后算账，还要加倍计价。这也可以看出资本家的剥削本性，在任何方面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甘草码头移到包头以后，由于掏草人的抗议，才打破“当时不开价”的旧例，当日交售的草，一过秤就得开价。

掏草季节

每年以春秋两季为掏草时期。早期每年清明至立夏(一般至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圣诞节止)为掏草时期。后来延至夏至。秋季自立秋开始掏至地冻为止。掏草季节不同，草的质量亦有差别。经过一冬地下的滋长，春季尚未发芽吐叶，掏出的草质量最佳，质地坚实，粉多筋少，掏的数量也多。秋后气候渐冷，甘草的茎叶一天比一天枯干，草心也逐渐地长满了，掏出的草质地也可以，但是总不如春季掏的好，数量也不如春季掏的多。草码头移至包头后，有的地区夏季也掏草了，但质量最次，质地松虚，筋多粉少，因为根条精液完全外发，滋长了枝叶。

加工和包装

场方雇用一帮专做草的工人，有长期的，有临时的。这些工人，除吃饭睡觉外，整天的铡草、晾草、捆草，所得的工资当然是很少的，还得受把头的剥削和压制。工人把收进的湿草及时铡剁，铡剁所用的刀是特制的，刀口要锋利，为的是保持横断面的光亮整齐。加工时先把奶毛奶串剁掉，切去毛梢，再把疙瘩头整个剁下，然后分开粗细，按照规格要求，应该铡大草、二草的铡成大草、二草，应该铡粉草的铡成粉草，够白粉资格的刮为白粉。甘草铡剁好之后，分开品类，把弯条理直，捆成小把，在垫木上垛成井字形的码子晾晒。要使阳光直晒横断面，少晒草身，这样就能保持横断面的黄亮．皮色不变。晾晒甘草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要经常倒垛，以免发霉变质。晾晒时应注意防雨，因为一着雨草就要变质。

草晒干之后，按品类分别打捆包装。打捆包装时要分清等级，栽桩扎紧，用麻绳或草绳扎四道腰，外包苇席，两端堵头上的草一定要整齐。甘草打捆后，在包皮上标明重量。大草、二草每捆重约二百四五十斤。红白粉大捆每捆重约二百四五十斤，小捆每捆重约一百二三十斤。河草每捆重约四百五十斤。疙瘩头和截子每包重约四百五六十斤。

成捆的甘草，在未起运前，必须特别注意保管。垛底要垫枕木，为的是通风防潮；垛顶要盖苇席，以防雨漏。

王府收租

甘草加工成捆，在起运之先，王府即派仕官到草场收租。收租的办法，不是按包下的场地范围大小而定租银的多少，也不管每捆草的轻重，而是按甘草捆数的多寡来计算租银。每捆草约抽租八九钱银子。仕官们到达草场后，场方就美酒肥肉地招待着，烟茶充足地供应着，招待好了，仕官们有时敷衍地数一数捆数，有时连捆子都不数了，只由场方报个数字就完了。王爷是听仕官们的话的，仕官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运输

在铁路未修至包头前，各草场所出产的甘草都河运到托克托县河口镇。因为草码头在那里，各地买草的客人也都集中在那里。河口镇是甘草和其他货物的集散地。各草场的甘草，有的以牛车运到黄河岸口，有的以骆驼运至岸口装船。此如；民勤和上王爷地的草，驼运至磴口，下王爷地的草，驼运至后套杨家河子；盐池的草，驼运至宁夏黄河岸口，杭锦旗和达拉特旗的草，以牛车或骆驼运至该旗的附近岸口。旱脚运费有时涨有时落，没有一定。装草的船要坚固，载重量要大。

一般能装五万斤的船，只装三四万斤草，因为草轻，装得多了难免上晃，途中要遇上大风，就有倾覆的危险。甘草码头在河口镇的时候，由宁夏运至河口镇每船运价得五十两银子；由磴口装船，每船运价得四十两银子；由杭锦旗装船，每船运价三十两上下；由达拉特旗起运，每船运价得二十多两。草码头移至包头后，航运运价即以元计算了，数目比用银两时大一些。各草场在码头上各有各的“相与”，草运到码头后，就卸于有“相与”关系的草店的货栈了。

(2)草店

草店的设立情况

草店未设立前，甘草的交易是在河口镇黄河岸口上进行，因为那时从后套碱柜运碱和从三湖湾装红柳条的船多半捎带小量甘草，就在河岸上出售，由当地的药铺买去。后来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和大同府的药铺来买草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船家捎带甘草也多了。嘉庆年间(也有人说在道光初年)有山西保德州马家，鉴于甘草交易日渐旺盛，就在河口镇首先开设了晋益恒草店，接待客商，兜揽买卖。

晋益恒的资本并不大，至清咸丰年间，晋益恒的财东抽了本钱，把铺底推让给掌柜王永恒。王永恒把晋益恒改名为荣升昌，连东带掌都是他自己。荣升昌营业时期最长，至民国十四年(火车已通至包头)因无力移包，遂告歇业。清光绪初年至民国六年，这四十来年之间，在河口镇先后开设的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等七家草店。庆和成开设于清光绪初年，资本约一千两银子，光绪二十八年歇业。信成店于光绪二十八年在庆和成的基础上设立的，营业不到一年即告歇业。

光绪二十九年日生店开设了，资本三千两，营业至光绪三十四年歇业了。公义昌开设于光绪二十九年，资本二千两，于民国十二年停止营业。庆记草店于光绪三十四年开设，是庆隆货栈附设的，于宣统三年歇业了。裕隆店于民国二年开设的，资本二千一百两，营业至民国十二年停止了。集义昌草店民国四年开设的，营业至民国六年即行停业。民国六年以后，河口镇存在的草店只有：荣升昌、公义昌和裕隆店三家。

河口镇草店营业情况

开设草店，总得有宽阔的存放甘草的货栈(离河岸要近)和接待买卖主的客房，还得专用一个手艺高的厨子，给客人们做好菜饭。当然客人的食用是吃一算二的。各草店住的客人被称为“老板”。“老板”们的生活很阔气，宿妓请客是常事。各草店的跑街的(跑街的都顶三厘生意)，每日早晨到茶馆喝了茶，拿上样品到各草店客房向客人报告行情，进行交易。买卖成交之后，店家就向买卖双方每两银子各打佣金二分。

甘草行情有时大有时小。就拿民国八、九年的行情来说，大草每百斤价银约十两，二草每百斤约七两，白粉每百斤约十两，红粉每百斤约八两。唯杭锦旗梁外出产的红粉价格与大草一样，专走宁波。草店做的买卖越多，当然打的佣金就越多。荣升昌营业时间最长，在王永恒经营期间倒是发了很大的财，可是传至其孙王学谦，为人保守，家用浩繁，因而买卖只能维持现状，这也是因为相与家念在荣升昌是个老字号，处处予以照顾，卖草的要给它卸些，买草的也要通过它买些。

裕隆店于民国二年开业，民国六年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一千二百两，身股子四个，财股子三个，共得红利八千四百两，开红之后，财股子倍成三千两。裕隆店的买卖本来很有前途，可是后来财东之一的刘汉伟死了，其子刘兆瑞是个官僚，稍不如意，就对经理们加以斥责。在民国十二年结业。公义昌的规模较大，资本虽是二千两，但是周转灵活，因而买卖做的多，获利也就大。

公义昌计有财股子四个，身股子七个，在民国四年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三千两；民国七年又开红一次，每股分红六千三百两；民国十年又开红一次，每股分红三千七百两。总计算了三次账，平均每股每次分四千三百两。它能获得这样大的利润，是由于清宣统二年，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始到河口镇买草，买的是荒草。荒草是一样长不成材的细甘草。在英美烟草公司未来收购以前，荒草是根本无人过问的，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掏。英美烟草公司到河口镇，只有公义昌一家接待，其它草店如荣升昌，不但不兜揽这宗买卖，反而反对公义昌跟外国人做生意。这次英美烟草公司购买荒草是试探性质，看一看产量如何，仅买了五十余万斤，每百斤价银四两二钱，河口镇交货，由英美烟草公司自己雇脚运走。

民国三年，英美烟草公司又到河口镇买荒草，仍由公义昌兜揽。这次买了二百五十万斤，张家口交货，每百斤价银十两五钱(旱运脚费在内)。公义昌对这二百五十万斤荒草一面自己雇人到准格尔旗(离河口很近，仅一河之隔)掏掘，一面向各草场收购，购价每百斤约五两银子。由民国三年至民国五年，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经理罗士达，都是带上翻译来到河口镇购买。

英美烟草公司名义上说是为他本公司购买，实际上是替美商梅隆洋行购买。因为梅隆洋行从来就在土耳其买草，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来，土耳其参加了战争，不能在土耳其买了，才来中国买草。梅隆洋行初到中国，牌子不如英美烟草公司响亮，所以委托英美烟草公司以其公司名义代购荒草。民国六年，梅隆洋行在天津挂牌收购荒草，至此公义昌就直接跟梅隆洋行进行交易。鉴于公义昌经营这项买卖发了财，荣升昌和裕隆店也就参加了交易，但以公义昌为领导。他们与梅隆洋行订立了合同，每年买草至少二百万斤，多至三百万斤。

民国六年和七年在丰镇交货，每百斤价银七两五钱，民国八年在天津交货，每百斤价洋十二元七角五分(这时就不以银两计算了)。合同是每年冬季订立，次年五月开始收货，随交随收。民国九年梅隆洋行通知公义昌于十月以前把订货交清，过期即不予收货。在限期之内共交了荒草三百余万斤。至此，梅隆洋行不再在中国买草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们又回土耳其买去了。

参加这次贸易的三家草店所得的利润，荣升昌和裕隆店远不及公义昌获得的大。公义昌既发了财，为什么于民国十二年算账开红之后，倒收市不做了呢?这是由于财东与掌柜闹了意见。财东马玉珠为人多疑诡诈，跟人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当家掌柜陈隋宝(别号候三)为人能干，豁达不拘，善与人交。公义昌成立之后，陈隋宝经常到天津拉拢相与，进行买卖。公义昌之发达，与陈隋宝的才干是有很大关系的。马玉珠一向就疑心陈隋宝在津营私舞弊，为自己打算，若长此下去，恐怕公义昌为陈隋宝所有，其它财东当然听信马玉珠的话。因此，于民国十二年算账之后，公义昌就结束了。

河口镇码头迁移包头

河口镇原来是一个水旱码头，西路来的小淖儿碱，后套的油粮、红柳、

芁以及各蒙旗的甘草，都在此地集散。小淖儿的原碱，后套的红柳、

芁都要在河口镇加工为成品。甘草也要整理一番，船上湿了的草晾晒，草捆子松了也得重新捆紧。发往山西保德州和碛口的油粮，发往河南的甘草，都走水路。发往天津、河北、山西等地的甘草和锭碱等货，都用套车(单马车)和骆驼运输。为什么西路由船运来的货物经过包头不住脚而一定要运到河口镇才卸货呢?原因是：船运运费不管到包头或到河口镇，都是一样的，但包头至归化城的旱程比河口镇至归化城几乎要远一倍(河口镇至归化城一百六十里)，旱运路程远了，运费当然就多了，买卖人不能不算这一笔账。铁路运输不但快，而且运费也省。民国十二年京绥铁路由绥远延长至包头了，火车通至包头，当然运输便利了。河口镇水旱码头势难存在了，就逐渐地迁移至包头，这是势所必然的。

包头草店的开设及营业情况

火车通至包头后，民国十二年义合永草店首先开设了，但由于没有内行参加，在民国十三年就歇业了。河口镇的几家草店，公义昌和裕隆店歇业了，而荣升昌又无力移包。参加过河口镇草店的本地人相继来到包头；装卸甘草和做草的工人，为了谋生也来到包头。包头广恒西皮毛店鉴于河口镇草店大发其财，在民国十三年就聘请了曾在河口镇参加过草行的人，兼营草业。广恒西并没有另拨一笔本钱，仅在南海子设了一处存草货栈，就开始营业了。是年又有广和公草店开设了。

包头既然有了草店，河路下来的甘草当然就在包头卸货了。经营了一年，广恒西看到由甘草所获得的利润远不如由经营皮毛所得的大，因此于民国十四年把甘草业务撤销了。广和公也在这年停业了。接着，有永恒西草店、中兴栈草店和义兴永草店开办了。这三家草店的开办人多半是托城人，都没有多大的资本，均以买客的存款来周转，凭空取水，于民国十四年年终，永恒西获纯利二千五百元，中兴栈获纯利一千元，义兴永获纯利三千元。这三家草店各以所得的利润作为资本，于民国十五年正式开业。

中兴栈营业至民国十八年，因周转无力遂倒闭。民国二十二年又有公记草店开设，资本一千五百元。义必永营业至民国二十三年，买卖亏空了一千余元，亏空的原因是动用了买客的钱，而交付不了甘草。如果我(尹老先生自称，当时为义兴永的副理)接续营业，所有欠款可以停利分期还本；我要不接续，义兴永就得尽产还债。因此，我就把义兴永的底盘和债务全接下，改名为永和铨，继续营业。民国二十四年有公义西草店开设了，资本二千元。

民国二十六年包头被日寇侵占了。民国二十七年，大蒙公司来包购草，各草店的营业大为活跃。我和永恒西经理卢德与大蒙公司经理李恒久(东北人)接洽，售给甘草约三十万斤，大草每百斤价洋四十余元(伪蒙疆票)，次大草每百斤约三十七元，粉草每百斤约三十元。售给的甘草，杭锦旗出的占少数，达拉特旗出的占多数。永和铨卖给的最多，约十一万斤。大蒙公司先付了七成定款，各草店就拿上这定款购进甘草。至民国二十八年交货时期，大蒙公司采取了拖延手段，不予收货。当经包头商会向大蒙公司一再交涉，李恒久始派其子李瑞甫来包，商妥按七成预付款数收货，其余三成定货给各草店退下不收。这宗买卖就这样了结了。

民国二十八年下半年，各种草的价格上涨一倍，原因是：河路不通，甘草不能源源运来，存货缺少。民国二十九年，公记草店因内部种种矛盾，逐渐收缩，至民国三十一年就歇业了。永和铨营业至民国二十八年，除还清债务外，积存下四万元(伪蒙疆票)的甘草(上、中、下三种)，约二十万斤，加工整理之后，全数发往天津。永和铨因受日寇的欺压，就把包头的买卖往小缩，不再往大贪图了。发往天津的甘草，存至民国三十一年，生了虫子，这就得拆捆大加整理，重行铡剁，把好的售出去。结果，除付清栈佣等花消外，仅得三千元(伪联币)。永和铨的买卖至此结束了。公义西的买卖也不景气，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后，铺底、存货、农具与包头土产公司合作了。永恒西的买卖始终是平平常常的，后来虽然增加了股份，但也没兴旺起来，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永恒西改为旅店了。

在日寇侵占包头时期，于民国三十三年有信泰公草店开办，资本约一万元(伪蒙疆票)，股东均为托县大烟贩子。这帮大烟贩子与“日本通商会”有勾结，因此信泰公的买卖非常兴隆。可是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了，保镖的没有了，加之西路客人对他们又不信任，信泰公就衰败下来，勉强维持至一九五〇年，就出卖了铺底，归还了债务而告歇业。

以上所叙述的关于甘草行业的材料，可能有遗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曾参加和深知这种行业的先生们加以补充和指正。

尹子衡老先生名铨，自幼在河口镇公义昌学生意。民国二年裕隆店开张时，尹老先生就到裕隆店当了上街的(营业员)，一生经营甘草。对甘草行业的情况知道得很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