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箭穿心》是一部以武汉为背景的电影，其叙事节奏、表现策略以及对生活的叙事手段都充满了武汉本土的生活气息。电影中源源不断的武汉方言、随处可见的武汉特色如鱼市、渡轮、扁担，以及燥郁的空气，都使得电影整体呈现出一种相对浮躁和混沌的气质。这种气质，源自于方方原作小说中从未湮灭的“生活之烦”，在导演王竞的影片视角下，折射出更为广阔的叙事视域。

影片一开始，便是一段没有经过刻意调度的搬家镜头，几个农民工搬家，作为女主角的李宝莉徐徐登场，双手叉腰，对着搬东西的民工指指点点。这种居家和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而李宝莉的泼辣、市井和强势，则可以看出李宝莉的丈夫马学武相反的个性。作为“文化人”的马学武对待农民工则多了点客气，甚至在其客气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一丝作为国企职工的侥幸和心虚。这种客气和李宝莉的颐指气使相映成趣。

影片的镜头始终保持中景，一种记录的态度。随着李宝莉的叫骂打破：“叫你找几个厂里的工人搬了，花钱雇什么人，你还给他们买水，这水钱从搬家费里面扣啊！”马学武的脸色尴尬且难看，并且随着农民工的嘲笑：“我们赚的是不如你多，不过家里要是有这么个母老虎，你还不如我呢！”镜头里原来嘈杂的生活气氛瞬间急转直下，其伴随的则是搬家后的一地鸡毛。这一段镜头语言完全贴近小说原著，然而从影片的背景叙事立场上还融合了导演更多的考虑。

影片被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下岗潮来袭时期。下岗工人苦寻出路，而尚且在岗的工人则暗自松了口气。钱依旧是生活的焦点问题。厂办主任地位崇高（“你是个主任，你叫工人搬家，他们敢不来？”李宝语），经商的人群则依旧被人们看成是暴发户和“走偏门”。这种如同蚊虫叮咬一般的烦躁基调从影片开场就顺利地定下，而主角作为生活观念、知识水平、文化程度、个人信念差异巨大的夫妻，在一场简单的关于搬家的吵闹中已经可以看到后续影片中两人分手的端倪。

影片不着一字地叙述事件发生年代的历史背景，但是其历史线索却指引和干预了全体角色的命运。下岗潮时期，虽然人人自危，但是马学武的工厂里的文艺骨干依旧视若无睹地准备七一建党节的庆祝晚会；打字员和马学武的婚外情几乎成了厂里中年妇女间的谈资，然而在事件中心的两个人依旧在大家面前装作不熟。陌生男女在旅馆开房，可通知警察抓嫖，并需要告知厂领导而离婚则是能够阻止一个人事业更进一步的丑闻。

20世纪90年代的进与保碰撞，影片从头就没有释放的压力，存在于历史话语，则形成了一种相对复杂的叙事视角。历史话语的表达同样也影响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马学武下岗、李宝莉做“扁担”、小宝上大学等都建立在历史话语的叙事之下，其中所关涉的则是下岗潮、打工潮、大学扩招。在涉及历史叙事的背景时可以看到，导演总是试图利用俯视视角进行拍摄，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命运决定者，观察着芸芸众生。

李宝莉作为影片主角，在多重叙事视角的包围下，在观众面前，其性格特点也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女人，她依靠着年轻时候的美丽嫁给了穷小子马学武，因为马学武是大专毕业生，有前途。这种务实的婚姻态度造成了两人生活中无尽的痛苦。然而这种务实也成了李宝莉角色建立的基础，以及其个人的生活信念，因为务实，需要生活，李宝莉看不起自杀的马学武；也因为务实，李宝选择做“扁担”维持家用，而考虑到婆婆在家中和情感上的困境，李宝莉也同样务实地失去了儿子小宝。始终围绕着务实转的李宝莉，其深层的角色内涵中所关涉的则是相对导演对现实看法的映照：一方面，务实使得苦闷的生活得以继续，人们可以从艰难的现实中获得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务实毁灭了更多人性中需要特别关照的情感。

有人曾撰文论述《万箭穿心》是一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片。其实不然，作者仅仅将李宝莉作为普罗大众简单地做出概括。和方方另一部同样叙述中年妇女苦闷的中篇小说《出门寻死》不同，《万箭穿心》的人性观照和矛盾蕴含于生活中，王竟的现实主义镜头叙事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