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上的一朵正在盛开，它和你有什么关联？”

这让我们思考良久，一连串的问题从脑海里涌出：

一个44岁的农村妇女，她的眼睛只能看到她的周围吗？

独自穿梭在城里里送外卖的诗人有机会被人朗诵吗？

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我们如何看见更大的世界？”

01一个四十四岁的农村妇女，她的眼睛看到她的周围

在人生的前43年，范雨素都是个隐形人。

1973年，她出生在湖北襄阳的一个贫穷农村家庭，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大哥想当文人，买了很多书，没有写出东西，一生务农；大姐姐幼时发高烧得了脑膜炎，损伤了智力，20岁时离世；小哥哥读完大专，谋了公职，后来因为赌博毁掉了自己的生活；小姐姐是乡村教师，后来嫁给村里的文盲，草草打发了自己。

范雨素是老幺，7岁开始捡家里大哥哥留下的书和杂志，没日没夜地读。8岁她就能看懂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脑子里装了很多故事和知识。12岁那年，她想去书里写的广阔世界看看，便使用知青小说描写的逃票技巧，坐火车去海南，流浪了三个月，生活无以为继，还是回到了家乡。

农家女孩离家出走是个罪过，有伤德性，父亲和哥哥从此责骂她。她不敢再去上学，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便按照母亲托人安排的，在村小当了老师。

20岁时，她终究忍受不了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独自到北京闯荡，在饭馆当服务员、端盘子，很艰难的谋生。两年后她嫁给一个东北人，生了两个女儿。可是丈夫酗酒，家暴，不久后，她便带着女儿们逃离丈夫，回到了老家。

可是，在农村老家，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没有人关照她。家里是男人做主，哥哥们避她不及，唯一爱她的妈妈也帮不了她。没有人看到身处困境的她，没有人给她提供帮助。她从小就知道，因为性别，她在家里是不受重视的。

那时她更加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

于是范雨素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来到北京。她们住在京郊皮村的出租屋。她去做育儿嫂挣钱，一周6天住在雇主家，照顾别人家的婴孩。

北京很大，范雨素感觉自己是与世隔绝的。在雇主家，言行举止都要守好本分，小心翼翼。幼儿睡眠不好，一夜哭醒好几次，她睡觉时像小鸟栖息在枝头，时刻戒备，随时清醒，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每周放假的那天，她回到城中村，短暂地照料女儿，很快又赶回工作岗位。

她觉得自己在大城市里是隐身的。完全失去自我，没有人际交往，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谋生中。

2017年，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发表。范雨素在其中写自己的出身和北漂的生活，她写母亲、哥哥姐姐，写登上胡润富豪排行榜的有钱雇主，也写成中村遇到的打工子弟。

范雨素在采访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我写的是没有离开过我视线的东西，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就记流水账似的把它写下来。我的眼睛就是航拍机，每个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我无差别地看待这一切。”

还有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家、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南洋理工大学的老师，因为这篇文章得知了皮村文学社，专程来中国拜访。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一位博士生，也因为她的文章来到中国做访问学者，参加了一年多皮村文学社活动，多次与范雨素交流文学。

作品被广泛阅读，范雨素感到由衷快乐。“就像一座在茫茫大海中常年被激烈的潮水扑打、淹没的孤岛，终于在退潮时显露出来，被人发现”，她说，“就是那种被看见，被承认的纯粹的快乐”。

范雨素更加用心地继续写下去。为了腾出更多时间，她放弃了薪水较高的育儿嫂工作，改作小时工。她每天早晨6点多坐公交去上班，做清洁工作，干到中午，便坐公交回到皮村。下午的时间，全部用来阅读和写作。

范雨素《久别重逢》手稿

2023年，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这是她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很长时间里，范雨素都像一片孤岛，悬浮在北京边缘，隐没在艰辛劳作的都市生活里。她默默在角落写作，阅读，吸收营养，她笔下的文字，从生活里走出，打动了很多人。

“我写作，就是要大声证明我存在过。我留下了文字，被人看见，这对于我人生意义来说，已经足够了”。

因为来到更大的世界，阅读和写作发生；通过阅读和写作，隐形的人看到更大的世界，也连接了更大的世界。不止范雨素，这也是近年来很多素人写作的轨迹。

02如果每个人都是座孤岛，如何看到广阔的世界？

2024年，另一个农村妇女的人生也因为被“看见”发生了转向。她是张小满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中的母亲“春香”。

2020年，52岁的春香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打工。她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城市，住在女儿张小满的家里，小心翼翼的。女儿带着母亲找到了一份当保洁员的工作，把母亲在这座城市的游历和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了书。

这本书出版后，春香鲜活的生命力被很多读者喜欢。更令读者称道的，是一种新鲜的视角，从保洁员系统来认识深圳，这座1799万人口的城市呈现了不一样的切面。

春香说，自己很开心，做了大半辈子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被女儿写成了书。她没想到，“妈妈打工的经历，妈妈做农民的苦处，把它写出来，叫大家看着都喜欢”。

“要不是女儿写，我这号人，我这个农民工，哪个能知道？哪里存在了？”在深圳，春香结交了其他有“苦处”的保洁员，她们来自全国各地，也不识字，生在“嫁猪随猪，嫁狗随狗，嫁只马骝随山走”的年代，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多少选择的权利。

“我们那个年代，想往出走，没得其他的路。”每天收工回家，春香把这些和她命途相似的女人们的故事讲给女儿听。她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女人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个大白菜，撒到瘦地头，就长个黄苗子。很多读者在春香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母亲的人生。

张小满说，来到深圳后，母亲最大的变化是学会认字和读书了。《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出版后，收到很多喜欢和鼓励的春香，也开始动笔写了作。她用朴拙的文字写下自己第一次见到马拉松，“我大半辈子没看到过跑马拉松，也没想到我还能亲眼见到。要是我的腿是好的，我也可以参加”。

左：张小满右：春香

春香说，自己想认更多的字，以后也想像杨本芬老太太那样，写自己从没见过大城市风景的母亲，写自己的兄弟姐妹苦藤一样的人生。

在深圳，春香第一次拥有了银行卡，见到各式各样的人，走出了曾经很小的世界。女儿张小满说，母亲学会写字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理性。春香和范雨素一样，也因为阅读和写作，变得强大。

而女儿张小满，也因为这次回溯母亲生命史的书写，发生了改变。张小满来深圳十年了，总是在忙碌，到大厂工作后，越发远离生活。

这个过程里，母女俩都走出了孤岛，连接了更广阔的世界。

03往外张望，书是让我们相连的海

现在，春香会在坐电梯和打扫卫生时被认出来。“阿姨我看见你的书了，你现在是明星了啊！”对方热烈地向她打招呼。还有一位贵州大山里的少数民族读者，特意给她和张小满寄来妈妈种的水稻。

“世界跟写作、阅读是相通的，我们都要往外张望，往外看。你张望的时候，就是你跟世界对话的时候。”马家辉说，书是一个媒介，出版是一个媒介，把我们和不一样的人连接起来，把不同的心灵连接起来，把不同的细节连接起来，“书是让我们相连的海”。

作家、文化学者马家辉

正因为这样的阅读需求，素人写作在近几年蔚然成风。外卖员王计兵把送单的见闻写成诗，矿工陈年喜则用铿锵之声，写下16年当矿工的血泪经历。

“工厂里的海德格尔”陈直也鼓舞了很多陷于孤岛的读者。34岁的陈直，出生在江西赣州农村一个充满家庭暴力的家庭。2008年他考上一所二本大学的数学专业。生活的痛苦和压抑促使他思考和质疑。他总在思考死亡和存在，想知道意识的本质是什么。于是他开始阅读哲学，想在书中找到答案。大二那年他选择退学，随后十多年，他先后去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北京，进厂打工谋生。阅读始终没有停止。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去当地图书馆看书。为了读英文原著，他花了很长时间用有道词典背单词，一边阅读一边查词典。

身边没有人能理解他为何沉迷于哲学。他赚不到钱，交不到朋友，过一种孤僻的生活，把下工后的所有时间投入到阅读中。

陈直说：“我的日常生活总是遇到困难和障碍，看不到未来，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种处境是我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痛苦。是阅读和知识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学会对遇到的困难做出更好的处理。”

陈直的伯乐、铸刻文化的创始人陈凌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素人，就是人在写作，而人在写作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会被那些具体的人背后的生命故事所打动，这个生命的故事是独特的”。陈凌云很喜欢办新书见面会时和读者形成岛屿的感觉，“《尤历西斯》是一座岛，《荷马史诗》也是一座岛，我们通过阅读，在这些岛屿之间穿行。这个岛是可以自由地出入的。即使在这个岛上没有时间交集的人，也是有过连接。”

出版《我的母亲做保洁》的光启书局，就是这样一家努力想在人群中建立连接的年轻出版社。

“大家会发现，原来保洁员和快递员是这么生活的，这种真实的东西可能会让他感觉到，哎，我们好像触摸到一点对方了……”当孤岛尝试连接彼此，改变发生了。